喜菊

喜菊那年十七。正月里媒人第一次踏进她家的门槛，鞋底还沾着河对岸的雪。媒人姓宋，是河西老陈家托来的，说老陈家儿子三十二，在南方矿上做工，前头死过一个媳妇，留个五岁的丫头。聘礼开价六万八，先付一半，秋后过门。

爹吧嗒着旱烟，没说话。娘在灶后头剥蒜，剥着剥着，手停了。喜菊端着碗立在门框边，听见自己的心一下一下地撞，像村口那口锈了的老钟。六万八，这个数在她家是个天文。小柱的亲事压在头上——小柱是她弟，比她小三岁，年关里刚订了邻村的娟子，女方要的也是这个数，外加县城里一套楼房的首付。爹娘暗里算过账：把喜菊嫁出去，收的彩礼正好填了小柱的坑。养女本就是给别人家养的，横竖要嫁，早嫁晚嫁一样，爹说。

在这十里八乡，闺女的彩礼原是穷人家唯一能摸出手的硬通货。村里人私下都明白，只是面上不提，仿佛这门亲事和庄稼收成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喜菊没闹。她读过初二，认得几百个字，知道闹也没处闹。夜里她挨着娘睡，问，娘，我非去不可吗。娘把灯拨暗了，说，菊啊，你弟不娶亲，这辈子就废了。咱家就这一条独木桥，你让一让，全家都过去了。娘说完，眼泪先下来了。喜菊忽然想起，娘也是十七岁那年，被外祖父用三百斤麦子换到这村的。娘的娘家她从没去过，只听娘说过一句，那头也有个妹妹，后来也不知嫁到了哪里。灯灭了，母女俩谁也不再出声，可账还是那个账。

那之后到八月，喜菊照常下地、喂鸡、给娘烧水。只是夜里常醒，听着窗外的虫叫，把每一声都记在心里。她没再问娘，娘也没再提，母女俩把话都咽了，像往常一样，把日子一天天数过去。

八月，老陈家来接人，是一辆借来的面包车。副驾坐着那个三十二岁的男人，脸黑，话少，右手缺了半截小指——矿上炸的。他递给爹一个红布包，里头三万四，说剩下的秋后补。爹接了，手抖了一下，到底没抖掉。喜菊把两件换洗衣裳塞进蛇皮袋，娘给她梳头，往发里插了朵红绒花，说，打扮得好好的，到那边别让人小瞧。喜菊想说我不去，话到嘴边成了，娘，我走了。娘应，走吧走吧，到了写信。

车开出村口，喜菊从后窗看见娘还立在老槐树下，红绒花那么远，小成了一粒痣。她想，娘站多久，她就记多久。

头一年，喜菊寄回两千块，说矿上管饭，省下的。第二年，小柱的婚礼办了，就在老屋翻新的堂屋里，红对联贴满墙，宾客们围坐喝酒，说多亏老陈家那笔钱救了急，既圆了小柱的亲，也垫了县城楼房的首付。喜菊没回，说矿上离不开。第三年，喜菊又寄钱，附了张相片，背景是矿区的灰天，她怀里抱着老陈家那个丫头，笑得看不出真假。矿上的日子她从不细说，只在信尾写，都好，都好。

矿上的日子，喜菊后来在信里漏过一句：井下的灯常年亮着，人的脸都分不出黑白，只有收工那阵，才看见彼此眼里的红。老陈家的丫头叫她一声娘，她应了，转头去熬一锅糊糊。男人瘸了以后，话更少了，夜里常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明灭，像喜菊走那年村口的雪。

第四年开春，爹请了镇上的木匠，把堂屋那扇旧木门拆了，换成两扇对开的新门，刷了三遍红漆。木匠问，这料不便宜吧。爹说，闺女挣的。村里人路过，都夸老两口有福气，养个闺女抵半拉儿子。没人问喜菊在矿上过得好不好。新门装上那天，开关一声响，惊飞了檐下的燕子。

第五年，娘在电话里说，菊啊，你妹招娣也十七了，宋媒人昨儿来过。喜菊在那头静了很久，说，娘，让她多读两年书。娘说，读什么书，女娃读多了心野，还是早定下来的好。喜菊没再吭声。电话挂了，那头还剩一段忙音，像老钟余下来的摆。

后来喜菊很少打电话了。她托人带话，说矿上又炸了一回，男人瘸了腿，她走不开。爹娘听着，叹口气，转身去侍弄小柱家新添的孙子。日子照旧过，只是堂屋里多了一扇新漆的红门，是拿喜菊的彩礼打的，开关门的时候，声音比旧门亮堂。招娣每天进进出出，从那扇门里穿过，红漆映着她的脸，一年比一年像喜菊。

娘有时也站在新门边，拿袖口蹭一蹭红漆，像是怕那颜色褪了。她跟邻居说，菊在矿上挺好，来信了。其实信早就不来了，可话到了嘴边，还是那一句。邻居们点点头，转身去张罗自家的日子，谁也没再问。

有一年清明，喜菊托人捎回一小包茶叶，和一张纸条，上头写着：娘，门响的时候，替我听一听。娘不识字，把纸条压在神龛下，年年清明拿出来擦一擦。那扇红门一天开关好几回，娘听着，到底也没听出，里头关着的是喜菊的哪一年。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凉凉的，像女儿走那天，河对岸吹来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