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

春桃是腊月里到的东莞。火车把她从湘西的吊脚楼一路吐到珠三角，她攥着那张皱巴巴的车票，像攥着全家来年的指望。厂门口招工的广告上写着“月入过万不是梦”，她不认得那个“万”字写得太大，只当是真的，便跟着队伍，把人交给了三栋灰白的楼。

手机零件厂在工业区最里头。车间里永远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灰，窗子糊着，光是有的，却照不亮什么。春桃被分到三号车间，机台编号十七。线长姓周，黄瘦的一个男人，眼睛像两枚钉，把人牢牢钉在工位上。他教春桃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干活，而是怎么在站立的十一个钟头里，不让自己昏过去——“渴了含口唾沫，想家就别想。”他说。

春桃的活计，是给一块巴掌大的金属片点胶。机器把零件送到眼前，她捏着胶枪，点一下，再点一下，零件滑走，下一个又来。一分钟要完成四十个。线长说，慢一秒，全组的绩效都扣。春桃起初还数着数，后来便不数了，手自己会动，像不是她的。下了工，六个姐妹挤在铁架床上，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上铺翻身的响。同宿舍的阿芳比她早来两年，左手无名指少了一截，常年戴一只白手套，遮那截断口。春桃问过一回，阿芳说“机器咬的”，便再不提。

食堂的饭便宜，三块一份，里头肉星星点点，春桃每顿只打素菜，把省下的钱凑成整数，月底汇给娘。发工资那天，她盯着手机上的数目看很久——底薪、加班、绩效，再减去住宿、水电、违纪，落到手里的，总比招工广告上写的少一大截。她不太懂那些扣法，只知道自己多干一个钟头，家里就多一碗米。

她来信给娘，说厂里好，有空调，顿顿有肉。娘回信让她省着，弟的学费、爹的风湿药，都指着她。春桃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那底下还压着一张全家福，爹娘弟挤在吊脚楼前，笑得看不清脸。

第三个月，春桃的右手食指开始疼。起初是酸的，像举了一整天的锄。后来是胀的，夜里跳着痛，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咬，咬出月牙形的印子。线长看了她的手，说贴个膏药接着干，厂里不养闲人。春桃贴了，干了。

有回隔壁工位的小满晕在机台边，脸白得像纸，被人架去医务室，回来时工牌已挂到了别人身上。春桃听见线长说，晕了就是不行，厂里不缺人。从那以后她再不敢在班上闭眼，哪怕眼皮沉得像坠了铅。

第六个月那天下午，机台出了岔子。传送带卡了一下，春桃下意识去抠那卡住的零件——十七号机台的压板落下来，比她快。她听见“咔”的一声，像踩断了一根枯枝。食指的指甲盖连着一小截肉，留在了压板的缝里。

车间很吵，没有人立刻回头。血涌出来的时候，春桃自己先愣了。她不是怕疼，是怕线长那两枚钉一样的眼，怕丢了这工。旁边工位的阿芳扯了她一把，把她往医务室拖。一路上几个探头探脑的工友，看一眼，又各自转回机台——看客是有的，只是都忙，都穷，都怕。

医务室的护士拿酒精冲，春桃叫出了声。那声在轰鸣的车间外头，薄得像一张纸，被风一吹就散了。医生看了说，没伤到骨头，养半个月就好。可春桃心里清楚，半个月不上工，半个月没有工钱，半月后回来，工位早给了别人，八百块的家底也攒不下。

厂里的人事来了，递给她一张纸。纸上写，自愿放弃工伤认定，一次性补偿八百元，今后与厂方无涉。春桃不认得几个字，阿芳替她念。念到“自愿”两个字，阿芳停了停，没作声。春桃按了手印。八百元，够弟买半学期的书，够爹抓两回药。

她没歇半个月。第五天，白绷带裹着食指，她又站回了十七号机台。胶枪比从前沉，她点胶的手有点抖，线长骂她慢，扣了她当天的饭补。春桃不说话，只是点。机器转，零件来，她点。手指的断口在绷带里头，一跳一跳地提醒她，这儿少了一块，再长不回去了。

夜里她睡不着，把那只手举到灯下看。绷带白得刺眼，底下空了一截。她忽然想起娘说过，乡下女人手巧，针线茶饭都靠这十根指头。如今她这指头，喂饱了远在千里外的家，自己却短了一截。她不敢想，把手套上。

后来那根手指渐渐不疼了，只是没了知觉，热水烫着不知，冷风割着也不知。春桃想，这倒也好，机器再咬一口，她大约是后知后觉的。

年底回家，娘拉她的手，摸到那截短了的食指，眼圈红了，终是没问。弟的作文拿了奖，念给春桃听，写的却是“我姐姐在城里坐办公室，天天吹空调”。春桃笑，把剩下的钱都塞给娘，转身去灶屋添了把柴。

过完年，春桃又上了火车。三号车间新来了一批小姑娘，最小的才十六，眼睛亮得慌，像她头一年来时那样。线长把她们挨个钉到机台前，其中一个，分到了十七号。春桃远远看了一眼那姑娘的手——十根手指，根根都在，指尖还泛着生怯的红。

她转过身，继续点她的胶。机器轰轰的，把什么都盖过去了。窗外的灰照旧蒙着，光是有的，却照不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