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子
后河屯的桂芳丈夫死在工地,独自拉扯儿子小满。左乳生了个硬块,她借了钱、卖了粮,第一次进省城大医院,却在门口被一个‘同病相怜’的女人领进巷子里的假诊所。‘老专家’用糖精水充药,收光她给儿子攒的学费。等她再回真医院,癌细胞早已扩散。医院门口的医托换了一茬又一茬,举报只换来一句‘正在调查’。
桂芳是后河屯的人。后河屯在皖北,地薄,男人多半出去打工,女人守着几亩麦子和一窝鸡。桂芳的男人三年前在工地上摔了,赔了两万八,人没了。她一个人,把儿子小满拉扯到十四岁。
入夏的时候,桂芳左乳下摸到一个硬块。不疼,像一粒没泡开的黄豆,藏在肉里。她不当回事,农忙嘛,谁身上没个疙瘩。可是那粒黄豆慢慢长大了,长到鸽蛋大,夜里隐隐地胀。她对门赵婶说,怕是气结,揉揉就散。村医吴根生也只说观察——上回他连降压药都开不出。
秋后,小满要交校服钱和资料费,一共四百三。桂芳把下蛋的母鸡卖了两只,凑齐了。可她自己胸口的硬块已经溃出一点黄水。夜里她不照镜子,只用手指头一遍遍摸,摸到那处湿黏,心里才真正慌了。
她借了邻居家三轮,搭了早班车进省城。省城的大医院她只在电视里见过。挂号大厅黑压压的人头,像一锅煮开的饺子。她排到中午,才挂上一个普通号,要等三天后。旁边有人悄声问她看什么病,说专家号早没了,门口黄牛一张号加价两百。桂芳摸摸口袋,那里面是她借来的两千块和卖粮的一千五,是给小满攒的来年学费,她本不该动。
她正发愁,一个穿藏蓝棉袄的中年女人凑过来,笑眯眯的,说自己也得过这病,也是在省城治好的。“大妹子,你这模样我见多了,大医院排不上,专家贵得吓人。我告诉你个地方,城西老巷子里,有位退了休的老专家,专门看咱们这种病,花钱少,人还耐心。”女人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印着“惠民中医诊所,主任医师坐诊”,还盖了红章。
桂芳半信半疑,可那女人一路陪她坐公交,又陪她走那段坑洼的窄巷,嘴里全是体己话,说自己也守寡,知道女人不容易。桂芳那点戒心,叫这同病相怜的热乎气给化了。
诊所在一栋旧楼的二层,门脸不大,墙上却挂满了锦旗:“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一个穿白大褂、头发花白的老头,戴副老花镜,用一台蒙着灰的仪器在她胸口按了按,皱眉说:“姑娘,你这拖得久了,再晚就不好办了。好在遇着我,吃我三疗程的药,保你散。”他开了一张单子,什么“消结膏”“散结丸”,还有一盒标着洋文的胶囊。桂芳不认字,只看见数目:一共四千二。
她把借来的钱全掏了,又欠了诊所三百。老头说药得按疗程吃,下月还得来。她千恩万谢,捧着一塑料袋药回了家。
药是甜的,像糖精水拌的粉。吃了一个月,硬块没小,反倒烂了个洞,腥臭的脓水顺着衣襟往下淌。她打电话,那号码成了空号。她托人去城西老巷,旧楼还在,二层门锁着,锦旗早摘了,墙皮掉了一大片。邻居说,那诊所上个月就搬了,听说又换了块牌子,在城南。
桂芳这才明白,自己遇上的不是病友,是钩子。
她又进省城,这回挂上了专家号。专家翻了她的片子,摇头:“早半年动手术,切了就好。现在溃烂感染,扩散了,晚了。”桂芳听着,像听见一声闷雷落在胸口。她欠的债还不上,小满的学费没了着落,胸口的洞一天天大。
冬天,她躺在床上,小满放学回来,给她端一碗稀饭。孩子不说话,只是把碗放下,转身去灶前添柴。桂芳望着屋顶的裂缝,想起那女人藏蓝的棉袄、老头花白的头发、墙上“华佗再世”四个金字。她忽然觉得,这世上的骗,专挑苦命人下嘴;而苦命人彼此,也常常一个把另一个推进坑里。
年后,她听人说,医院门口又新添了几张熟面孔,照样是“同病相怜”的笑,照样领人往巷子里走。保安赶过几回,赶不走,他们绕个弯又回来。有人去举报,回话说“正在调查”。调查了一春又一春,巷子里的诊所像地里的草,割了一茬,又发一茬。
桂芳没熬过那个春天。
小满把母亲埋在后河屯的坡上,立了块木牌。木牌上没写字——他不认得几个字,也写不出母亲这一生的委屈。风一吹,木牌歪了,像谁在坡上点了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