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

周大勇这辈子没进过几回城，可他儿子小军，是被县城的月亮照疯的。

这话是村口闲人说的，不全对。小军十九岁那年跟着同乡的工头去省城刷墙，干了两年，有一天忽然不说话了，见人就笑，笑着笑着就抄起砖头砸玻璃。工头退了工钱把他塞上长途车。回家头半年还好，后来夜里起来烧自己的课本，说书里有虫子要爬出来。县医院看了，说叫什么症，要长期吃药，一个月的药钱顶周大勇扛半个月水泥。周大勇扛不动，药就断了。

断了药的第三年，小军彻底变了个人。他追着放学的娃娃满街跑，把王家婶子晒的被面撕成条，半夜在村道上光着脚喊娘。村里人怕。王婶在自家门上加了道铁栅栏，见着周大勇就绕道走。村支书来过一回，坐在门槛上抽了半截烟，说：“大勇啊，这影响村容，你总得想个法子，别让大家睡不着觉。”

法子周大勇想了好几夜。正规的精神病院去问过，一个月三千多，押金另算，他三年的工钱也填不满。他跪在县医院精神科门口，可那科就一个大夫，号早排到下个月，药得全自费，新农合报不了几个。他回去，把小军锁进西边的偏房，门外加了把锁。

偏房里黑，小军白天撞墙，夜里哼哼。周大勇听见，就多灌两口辣酒。酒是镇上最便宜的，一块五一斤，喝下去烧心，也烧得人能睡两个时辰。

转机是邻居二拐带来的。二拐的远房表弟在镇郊开了个“慈爱康复所”，专门收这种“闹腾的”，管吃管住还管“管教”，一个月一千五。“比关在家里强，”二拐说，“人家有规矩，拴好了，不闹。”周大勇把刚结的工钱数了三遍，留两百自己过活，余下全送了去。

康复所藏在镇子外一片荒地里，院墙是碎砖垒的，铁门一开，一股泔水混着尿臊的味扑过来。接人的女人翻着白眼打量小军，说：“这号的，得加钱，费人手。”周大勇又添了五十，女人这才松口，把小军往里一推，铁门哐当合上。

头一个月，周大勇去送饭，隔着铁栅栏见小军安安静静坐着，不吵不闹，像是好了。他高兴，回去多扛了三天水泥。第二个月去，小军瘦了一圈，眼神直勾勾的，叫他不应。第三个月，他隔着栅栏看见儿子被一根棉绳拴在床腿上，裤裆湿着，嘴唇裂了口子，见了爹也不认得。

“这是咋了？”周大勇问。

看管的汉子嚼着烟，眼皮都不抬：“听话了呗。不拴住他能把屋拆了。你儿子这病，就得这么治。”

周大勇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想起自己当年锁偏房，如今换了根更粗的绳，拴在更远的屋里。他问能不能接回去，汉子伸出手：“补齐这三个月的，再加两百营养费，随你。”周大勇把兜里最后的七十块也掏了出来。

小军被接回家那天，瘦得脱了形，原先壮实的身板成了把柴火，嘴里只会啊啊地哼。周大勇把他安顿回偏房，又寻了根旧棉绳，一头拴在床脚，一头缠在自己手腕上——他怕儿子夜里跑出去，也怕自己一觉睡死，儿子饿死在屋里。

夜里静下来，偏房里传来一下一下的撞墙声，闷闷的，像有人在里头捶一扇关不严的门。周大勇睁着眼，手腕上的绳随小军的挣动一紧一松。他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他拴住了儿子，可这绳子另一头，拴的是他自己。等他老了，扛不动水泥了，谁来解这根绳？等他死了，小军交给谁？绳子总得有人攥着，可攥绳的人，也一辈子别想松手。

窗外月色好得很，白惨惨地铺了一地，照着偏房的铁锁，照着院里的烂菜叶，也照着满村人安稳的梦。周大勇想，这世道，疯的究竟是哪一个，怕是还没个准信。他把手腕上的绳又紧了紧，闭上眼，等天亮，等下一趟去镇上扛水泥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