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钱

老顺在锦绣苑干了快两年。

头一年开春来的时候，这片地还只是一片黄泥。他和三娃、老黑他们一车一车卸砖，一层一层往上垒。到第二年入冬，十几栋楼齐刷刷立起来了，外墙刷成了好看的米黄色，窗户亮得能照见人。老顺站在脚手架顶上往下看，心里头竟也有一点欢喜——这是他这辈子盖得最高、也最体面的楼了。

可是欢喜归欢喜，工钱的事一直悬着。

头半年还按月发过两回，往后就断了。马老板说上头没拨下来，上头是远城置业的开发商。老顺不懂什么拨不拨的，他只认一个理：我出了力，你就得给钱。他在工地上问过马老板好几回，马老板把安全帽往桌上一磕，说你急什么，楼没卖完，钱在房子里头锁着呢，过年准给你结清。

过年没结清。过完年又干了一年，还是没结清。

今年腊月，老顺是真急了。

家里头等着钱用。去年秋天，他托人给儿子小军说了一门亲，女方要盖新屋、要彩礼，老顺一咬牙，从信用社借了三万块，又把养的两头猪卖了，把堂屋后头那间土坯房翻成了砖房。亲事定在正月里办。三万块的借款，信用社的人说了，腊月二十要还利息，过完年连本带利一起清。

老顺给桂芳打电话，说钱快了，快了。桂芳在那一头不说话，末了只说一句，你早点回来。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揣进怀里，往马老板的板房走。

板房里没人。问旁边看门的，说马老板上礼拜就回老家了，说过了年再来。老顺又跑到锦绣苑的售楼处，玻璃门里头暖气烘烘的，穿着红裙子的姑娘笑着迎上来，问先生看房吗。老顺说我不看房，我找你们老板要工钱。姑娘的笑就收了，说老板不在，您去物业吧。物业的人说这事归总包，您得找马老板。老顺说马老板回老家了。那人摊摊手，说那您只能等。

老顺在县城转了一天，腿走酸了，钱没见着一分。

第二天，他去了劳动监察大队。接待的小伙子要合同，老顺说没有，都是口头说的。小伙子又问工资条，老顺说发钱都是马老板微信转的，后来不转了，连条都没了。小伙子在本子上记了记，说您这种情况不少，得先取证，您回去把能证明在这儿干过的东西都找来，我们再协调。老顺问，协调了就能给钱？小伙子说，协调了看对方认不认。

老顺又去了信访办。窗口后头的人收了他的材料，给了他一张回执，说您放心，我们研究研究，有消息通知您。老顺问多久能有消息，那人说，快的话年前，慢的话……您先回去等。

老顺在县城的桥洞底下住了三晚。桥洞不冷，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嗡嗡的，像有人在远处哭。同住的还有几个也是来讨钱的，有在别的工地干活的，有在厂里干活的，彼此一聊，都差不多——老板换着法子拖，部门换着法子推，到头来，谁也没拿着钱。

腊月十八，锦绣苑门口聚了二三十个工友。都是老顺他们这拨的。有人喊，咱堵了门，看他们给不给。老顺也跟着去了。他们把售楼处的大门堵了半个时辰，来看房的人进不去，红裙子姑娘报了警。警察来了，没动手，只是劝，说你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有诉求走法律渠道。人群散了，老顺走在最后，听见一个警察低声跟同事说，又是这帮要钱的，年前净这事。

腊月二十，马老板托人带了话：远城置业答应出一笔钱，按七折结清，但要签一份协议，按了红手印，余下的三成就算了，往后不能再找。带话的人说，能拿七折就不错了，你们耗着，连这七折都没。

工友们聚在板房外头商量。老黑算了算，他该拿两万四，七折是一万六千八，少七千多。三娃该拿一万八，七折一万二千六。春海该拿三万出头。算来算去，每个人都要少三成。

可是不少人工期短，欠得不多，加上家里催得紧，能拿回七折，也就认了。老黑第一个按了手印。红印泥按在白纸上，像一滴血。接着三娃按了，春海按了，一个接一个。

轮到老顺，他把按了印的纸推回去。

他说，我借了三万，这楼我盖了快两年，少这三成，是八千多块，那是我半年的命。我不按。

老黑劝他，顺哥，你犟什么，七折也是钱，你耗着，马老板明年都不一定来，你拿什么还信用社？

老顺不说话。他想起桂芳在电话里那句「你早点回来」，想起信用社那个戴眼镜的信贷员，想起儿子小军没过门的媳妇家，正月里要来人看新房。

可是他想，按了手印，那三成就没了，往后谁还认他干过这两年。他这双手盖起的楼，总不能白盖。

他把纸又推远了一点。

签了的人拿了钱，腊月二十前后，背着铺盖一卷一卷地走了。走的时候有人回头劝老顺，顺哥，想开了就按一个，钱不等人。老顺坐在板房的台阶上，看着他们一个个上长途车，红手印攥在各自贴身的兜里。

人都走光了，工地上只剩下老顺和一个看门的老头。

腊月二十五，老顺给桂芳打电话，说钱快到了，过两天就回。桂芳问，真快了？老顺说真快了。挂了电话，他在售楼处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夜。夜里下了一点雪，米黄色的楼在雪光里白惨惨的，像一口口没住人的棺材。

年后，老顺还是没拿到钱。协议他不按，马老板的电话打不通，远城置业的人说这事找马老板。劳动监察那边回话说，你们没合同，取证困难，建议走仲裁。仲裁要交钱、要时间，老顺算了算，他耗不起。

开春的时候，老顺从县城回到村里。信用社的人已经来过两趟了。小军的亲事，女方家听见风声，腊月里退了。新盖的砖房空着，门上的红对联没人贴。

老顺把安全帽摘下来，挂在堂屋的门后。帽檐里头还沾着锦绣苑的灰，米黄色的。他用手抹了抹，没抹掉。

村里人见了他，不大敢问工钱的事，只说顺哥回来了。老顺嗯一声，蹲在墙根晒太阳。

后来，谷雨前后，老顺又背起铺盖出了门。这一回不是去讨钱，是听说邻县一个新楼盘招人，一天二百二，管两顿饭。他盘算着，干到秋天，先把信用社的三万还上。

走的那天早上，桂芳送他到村口。老顺回头看了一眼自家那间新砖房，门上还是什么也没有。他想起去年开春来锦绣苑的时候，也是背着铺盖，也是这样的天。

他这辈子盖过不少楼，住进那些楼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他只知道，那些楼亮堂堂的，而他年年出去，年年欠着，年年回来，门上什么也没有。

风起了，他拢了拢铺盖，往公路上走。公路尽头，又是另一片等着立起来的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