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楼的父亲

那年秋天，父亲把爷爷从皖北的村里接到了省城。

父亲在城里做装修工，攒了十几年，终于在开发区买了一套两居室，住在二十八楼。他逢人便说，爹辛苦了一辈子，这回该到城里享享福了。这话不假。爷爷在村里是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年轻时替全村写信、念电报、算工分，谁家立契约、分田产，都请他去画个押。可到了父亲这一辈，年轻人全走光了，去了南方，去了更远的地方，留在村里的只剩些老人和狗。爷爷的用处，也像村口那口井一样，慢慢地干了。

记得小时候，爷爷常领着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认字。他从前给村里的寡妇念儿子从南方寄来的信，信上写着工钱发了、身子康健，寡妇听着听着眼泪就落下来。爷爷自己不识字的时候，也陪着一同叹气，说，信里没写的那半句，才是真日子。那时我不懂，如今倒明白了——那些被高楼接走的老人，信里也都写着康健，写着享福，只是没人替他们念出那没写下的半句。

接来城里那天，爷爷穿了压箱底的一件蓝布褂，拘谨地坐在副驾上，沿途望着窗外的高架与广告牌，一句话也不说。父亲说，爹你看，这城里多好。爷爷点点头，说，好，好。

住下来才发觉，这「好」是别人的。

二十八楼太高，爷爷不敢独自乘电梯。头一回，电梯门一合，灯一暗，他慌得直拍门，父亲从手机里看见，笑着下来接他。后来他便不下了，整日守在朝南的窗前，看楼下的车流像一条不动的河。楼里的人进进出出，没人认得他。电梯里偶尔碰上邻居，不过淡淡一点头，他便慌忙往角落退。有一次，他攥着扶手在走廊里站了许久，想去按那扇通向楼下的按钮，终究没有敢。他给父亲打电话，说，我下楼转转。父亲在电话那头笑，说，爹你就在家待着，外头车多，丢了可不好找。他于是就不再提了。

父亲母亲天不亮出门干活，留他一个人在屋里。屋里没有邻居可说话，没有地可种，连只麻雀也飞不进来。他试着下过一次楼，出了单元门，被宽阔的马路和红绿灯吓住了，站在路边许久，终于又转身回了电梯。

他便在窗台养花。物业不让，母亲也嫌土脏，他就把花盆藏在阳台角落，用喝空的塑料瓶一点点接水。母亲有一回撞见，数落了他几句，说好好的楼房弄得一地泥。爷爷不言语，夜里又悄悄把花盆挪到更隐蔽的角落。父亲说，爹你别弄这些，缺什么我买。爷爷说，不缺，不缺。

过年，父亲带爷爷去了一趟公园。爷爷看见湖边有人写字，凑过去看，是些退休的老人，用大笔蘸了清水，在地上写唐诗。爷爷站了很久，手在袖子里悄悄比划，像是又回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给一群孩子一笔一画地教。回家后，他翻出父亲给买的智能手机，鼓捣了半晌，到底也没学会。那手机后来一直躺在抽屉里，屏幕再没亮过。

第二年春天，爷爷病了一场。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吃不下，睡不稳，人一日日地瘦。医院查不出名堂，父亲叹气说，老头子水土不服，年纪到了都这样。爷爷却一日比一日安静，常坐在窗前，望着远处——那是老家的方向，中间隔着一千多里路，和二十八个楼层。有时他朝着那方向念叨几句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话，像是在跟村里的人说话。

有天夜里，父亲在抽屉里找螺丝刀，翻出一个小布包。里头是一沓车票，全是汽车站的，从城里到县城，一张一张，攒了厚厚一叠。有的去了，有的回来，更多的，是连日期也没敢看的空票。父亲愣了许久，问爷爷，爹，你这是……爷爷低了头，说，没事，留着做个念想。

父亲后来说，他那时才明白，爷爷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坐牢的。

可明白又怎样呢。父亲还是早出晚归，还是逢人便说，爹在城里住着电梯楼，享福呢。爷爷还是每天守在窗前，把那些花养得很好，把那叠车票收得更紧。

入夏，爷爷走了。走得很轻，像是怕惊动谁。父亲哭了一场，办了丧事，回村里请了吹鼓手，花圈摆了半条街。村里人说，老福算是修来了福气，儿子有出息，临了还风风光光。父亲红着眼说，爹这辈子，总算住过电梯楼了。

我站在那二十八楼的窗前，看楼下的车流。爷爷养的花还在阳台角落，不知名的草，开着细小的黄花。我想起他临走前最后一句嘱咐，是单独对我说的。他说，娃，你长大了，别把爹娘也接来这么高的地方。

我忽然想起，爷爷说过，他这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父亲把他送到了二十八楼，比县城高了一千倍，也远了一千倍。高度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让你离天更近，却离地更远，离那些还冒着炊烟的人家，更远。

我没敢接话。因为我忽然懂了，父亲总有一天也会老，到那时，我又会住进哪一层楼，把父亲也养在窗前，像养一盆不知名的草。

楼下的河不动声色地流着。爷爷说的「这么高的地方」，其实从来不是楼。是那种你看得见天，却再也回不了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