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车

老周开43路末班车开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遇到了那个每晚都在第七站上车的女人。

43路从火车站发车，沿途经过大半个老城区。末班车十一点四十出发，到终点站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开了这么多年，老周把这条线上的每一盏路灯、每一个坑洼都刻在了骨头里。他甚至不用看表，光看窗外掠过的灯光就知道自己晚点了没有。

末班车没什么人。偶尔有下夜班的，有喝完酒晕乎乎的大学生，还有火车站出来拖着行李箱的外地人——不过这些人坐到半路就下了。开到最后三站，车厢里通常只剩老周自己。

三个月前的某个晚上，车子停靠在城北菜市场站，上来一个女人。老周记得很清楚，那是十月十四号，因为那天他儿子打电话来说期中考试数学没及格。女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布袋子，袋子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她刷卡的时候头低着，老周只看到一截发白的发根。

她走到车厢最后排坐下，靠着窗。

老周没多想。末班车嘛，什么人都有。

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同样的站，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大衣和布袋，同样的最后一排靠窗座位。

第三天、第四天。到第十天的时候，老周开始注意到她了。

不是因为她有多显眼——恰恰相反，她太安静了，安静到你不注意就会忽略她。但她每晚都出现，风雨无阻，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脸朝着窗外。老周从后视镜里偶尔扫到她，她从来没有低过头，没有看过手机，没有打过瞌睡。她只是坐得笔直，看着窗外，像一棵树。

老周注意到另一件事：她从不中途下车。

43路开到终点站，折返到城郊的一片空地上。那地方五年前是个叫"纺织新村"的老小区，住的大多是纺织厂的工人和家属。后来纺织厂倒闭了，小区拆了，开发商跑路了，地就一直荒着。杂草从裂缝里长出来，每到夏天半人高。晚上连路灯都没有，只有老周的车灯照出两道光柱，映着远处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槐树。

女人就在终点站下车。她提着袋子，走进那片空地，消失在黑暗里。每次老周掉头的时候，都忍不住朝那边看一眼。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他想问，但又觉得多管闲事。开了这么多年公交车，老周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打听乘客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的工作只是把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送完了，就完了。

但三个月下来，好奇像一颗石子硌在鞋底，越来越磨脚。

那天晚上下着雨，十二月的小雨细得像针。女人像往常一样在第七站上了车。她的呢子大衣湿了一片，头发贴在额头上，手里那把折叠伞的骨架已经歪了一根。老周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心想这天气还出门，住的肯定不近。

终点站到了。女人站起来，朝前门走。经过驾驶座的时候，老周终于开口了。

"你住这附近？"

女人停了一下，像是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是对她说的。然后她微微转过头，老周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很普通的一张脸，有皱纹，有晒斑，眼睛不大，但很亮。

"嗯。"她点了点头。

"这一片......早拆了。"老周说，"你住哪儿啊？"

女人没有回答。她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是冬天早上呼出来的一口热气，还没成形就散了。然后她下了车，撑开那把歪了骨的伞，往空地的方向走。

老周熄了火，拉上手刹。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开了二三十年车的人，早就过了好奇心重的年纪。但那天晚上雨打在车窗上啪嗒啪嗒的声音实在太烦人了，烦得他没忍住。

他穿上外套，跟了上去。

雨不大，但很密。空地里的泥路被泡得松软，走起来一步一滑。老周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柱在雨幕里显得很薄，照不远。他看见女人走在前面大概五十米的地方，灰色的身影在黑暗中模模糊糊的，像一张被水泡褪色的老照片。

她走到那棵最粗的老槐树下面，停住了。

老周也停住了。他躲在十来米外的一截残墙后面，心跳得比开了八小时车还快。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半夜三更追着一个乘客跑，就为了满足自己那点鬼使神差的好奇心。

女人在槐树下面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她弯下腰，从布袋子里掏出什么东西，放在树根旁边。老周转了转角度，手机的光扫过去——是一双布鞋。黑色的，布面，千层底，一看就是手工做的。

女人直起身，在雨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不是来时的方向。老周这才发现，空地另一头有条小路，通向旁边还没拆完的城中村。那边有几盏零星的灯光。

他没有再跟。

等女人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雨里，老周走到老槐树下面。手机的光照在树根上——不止一双布鞋。七八双，也许更多，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排，鞋尖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空地深处，纺织新村曾经的方向。

雨滴打在布鞋面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老周蹲下来看了一会儿。鞋都是新的，或者说至少从没穿过——鞋底干干净净，没有泥土，没有磨损。大小不一，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还有几双小的，看着像是小孩的。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嗒响了一声。雨还在下，槐树的叶子在头顶沙沙地响。老周把手电筒关了，在黑暗里站了一小会儿。

他想起很多年前，纺织新村还在的时候，43路的终点站就在那个小区门口。每天傍晚，总有一群下班的纺织女工蜂拥上车，吵吵嚷嚷的，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洗衣粉的味道。那些姑娘，现在该有五十多了吧。

那时候的终点站不是荒地。那时候的槐树下面有人乘凉，有小孩追跑打闹，有小贩推着板车卖西瓜。那时候的车厢里装满了人，装满了声音，装满了热气腾腾的日子。

老周回到车上，发动了引擎。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刮走雨水，又糊上新的雨水。他挂上挡，把车开回总站。

第二天晚上，女人又来了。一样的站，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最后一排靠窗。她从老周身边走过的时候，老周什么也没说。

车到终点站，女人下车，走进空地。老周掉头的时候看了一眼后视镜，刚好看到她的灰色背影消失在老槐树后面。

他把车开回总站，关了大灯，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发动机的余热慢慢散了，车厢里冷下来。老周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然后把杯子放回杯架，熄了火。

下车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车厢最后一排。空空荡荡的。

老周锁上车门，往家走。雨早就停了。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一地清光。

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公交车安静地趴在停车场上，银色的月光铺在车顶上，像一层面粉。明天晚上十一点四十，43路末班车还会准时从火车站出发。那个女人还会在城北菜市场站上车，坐到终点，走进那片没人住的地方，在老槐树下面放一双新鞋。

老周把手揣进兜里，往家走。他在想，明天晚上，那双摆在最边上的小布鞋，会不会被雨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