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车之后

赶到站台的时候，末班车的尾灯刚好消失在路口拐角。

我弯着腰喘了十几秒，然后直起身，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十一点四十分。这个点，打车要排四十分钟，走回去要一个小时。都不是好选择。

站台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一个老头，穿深蓝色棉外套，膝盖上放着一个红色塑料袋，袋子里鼓鼓囊囊，看不出是什么。他坐得很端正，两手交叠在袋子上，像在银行排队等叫号。

我犹豫了一下，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来。

“末班车走了。”我说。不知道该跟谁说，大概是在跟自己说吧。

老头没吭声。我以为他没听见，或者不想搭理人。过了大概半分钟，他才说：“我知道。”

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像冬天早晨拧开水龙头，第一股水砸在瓷砖上的声音。

又沉默了一阵。我掏出手机，打开打车软件，屏幕上转着圈，显示“附近车辆较少，预计等待35-45分钟”。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腿上，盯着马路对面那家已经熄灯的包子铺。蒸笼还摞在门口，不锈钢灶台在路灯下反着冷光。

“你也在等车？”老头忽然问。

“等不到车。”我说。

“那你还等。”

这话不像疑问句，更像一句陈述。我转头看他。他没有看我，目光落在马路远处那条坡道上。坡道尽头是一栋老旧居民楼的侧面，墙上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广告牌。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广告了，油漆已经斑驳，摩天轮的蓝色吊舱褪成了一种奇怪的灰白色，像褪色的牛仔裤。

“你不也在等。”我说。

老头微微侧了侧头，嘴角动了一下，不确定算不算笑。“我没在等车。”

我没接话。他也没解释。

一辆出租车从坡道上开下来，空车灯亮着。我下意识抬了一下手，但没有举起来。车从我们面前开过去，没有减速。

“你要是想走，下一辆可以拦。”老头说。

“再坐一会儿。”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打车太贵，也可能是走回去太远，也可能就是懒得动弹。站台的顶棚遮住了大部分路灯，只剩边角漏进来一条窄窄的光，恰好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空位上。

“我以前开公交的。”老头忽然开口。“这条线，跑了十四年。”

我愣了一下。“这条线？”

“就这一路。”他朝马路前方抬了抬下巴。“从火车站到大学城，来回一趟一小时二十分钟。早晚高峰一小时一趟，平峰一个半小时。”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像在报天气预报。没有怀念，也没有感慨，就是陈述。

“什么时候退休的？”

“六年前。老伴走后第二年就不开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点了点头。又沉默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根针缝过夜晚的布面。

“你老伴……”我开了个头，又觉得不太合适。

“乳腺癌。”他说。像在说一棵树的事情。“走的时候五十四。”

风从坡道下灌上来，带着一股炒栗子的甜焦味。这个点了，还有卖炒栗子的。

“她以前每天晚上都来这个站台接我。”老头说。“我开末班车回来，她就站在这儿，手里拿着保温杯。冬天也是。我让她别来，她说在家也是等，在这儿也是等，一样的。”

他顿了顿。

“后来她走了，我下班回来，站台上没人了。”

我看着那个褪色的摩天轮广告牌。灯泡坏了一半，剩下一半在天上拼成一个残缺的圆。

“你来这儿——”我犹豫了一下。“经常来？”

“不一定。有时候睡不着，就过来坐坐。”

“睡不着的时候多吗？”

“多。”他说。

我们都没再说话。马路很安静，只有风偶尔卷起几片梧桐叶，在柏油路上刮出沙沙的声音。那个卖炒栗子的推车好像走远了，甜焦味越来越淡。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怎么过来的？”

“走过来的。”

“走多久？”

“四十分钟吧。”

四十分钟。走过来，坐一会儿，再走四十分钟回去。

“值得吗？”我问。

老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不是值不值得的事。”他说。“是不知道还能去哪儿的事。”

他把膝盖上的塑料袋拿起来，放在旁边的空位上。塑料袋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骨头咔咔响了两声。

“走了。”他说。

“不是没车吗。”

“走回去。反正也睡不着。”

他拎起塑料袋，沿着马路往坡道上走。走得很慢，但很稳，像在走一条他走过很多遍的路。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我脚边。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坡道尽头那个褪色的摩天轮广告牌还在，在夜里亮着残缺的半圈灯。

手机亮了一下。打车软件终于排到了，有人接单了。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倒计时：“司机预计3分钟后到达”。

三分钟。

我点了取消。

然后站起来，往坡道反方向走。走回去也就一个小时。反正也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