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兰
桂兰七十二岁,独居北方村庄,儿子在省城扎脚手架,三年没正经叫过一声妈。一支“健康服务队”借村部办免费讲座,年轻的小吴管她叫妈、替她挑水扫院、端水洗脚,用八万多积蓄买走了她半生攒下的钱,也买走了亲生儿子始终没能给的那点暖。骗局散尽之后,留在这空院子里的,是一句再没人能好好接住的“妈”。
桂兰的男人死得早。那年她四十九,大军十二岁,桂兰把眼泪咽回肚里,一个人把两亩地的麦子种到了儿子娶亲。大军娶了亲,头一年就去了省城,在工地上扎脚手架,一年到头难得回村一趟。女儿秀芝嫁到邻县,婆家管得紧,也少走动。
如今桂兰七十二了。村里比她年轻的,大多也走了。剩下些白头发的,蹲在墙根晒暖,说起话来像风里抖的枯叶子。桂兰的院子原先养着一群鸡,后来懒得喂,鸡也卖了。屋子空,人就显老。
出事是在去年秋上。村部那间久不开的屋子忽然热闹起来,说是县里来的“健康服务队”,免费给老人量血压、讲养生,还发鸡蛋和挂面。桂兰头一回去,是冲着那两个鸡蛋。量完血压,穿白大褂的小吴拉住她的手,说阿姨您这低压偏高,得留心。小吴不过二十出头,眉眼周正,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他管在场的老人都叫爸叫妈,独独对桂兰格外上心——隔天就上她家,挑满缸里的水,把院里的落叶扫净,末了站门口,脆生生喊一声“妈,您歇着,儿子明天还来”。
桂兰的耳朵很久没沾过这个字了。大军在外头,电话是有的,可那头总急慌慌的:“钱够不够?”“够。”“那挂了啊。”女儿更不必说。小吴这一声“妈”,喊得她眼圈发潮。她不是分不清真假。可人到了这岁数,假的暖和真的冷,她情愿挑前者受着。
其实那支队伍不是只哄桂兰一个。村部里天天坐满白头发的,小吴和几个伙计轮番上台,讲“亚健康”“湿气重”,台下老人点头如捣蒜。三婶也买了两盒“祛湿茶”,花去八百块,到底她女儿每月回来,睡前还给她烫脚,所以不上当的大头。桂兰的不同,是小吴看准了她没人疼——越没人疼的,越肯为一点好掏心掏肺。
往后半月,小吴来得勤。带来的东西也换了名目:先是“磁疗床垫”,说睡上能通经络,三千八;又是“虫草含片”,说固本培元,六千;再是“远红外理疗仪”,又是几千。桂兰一辈子舍不得吃穿,卖粮的钱、大军偶尔寄回的、还有男人留下的那点积蓄,一张张递出去,存折渐渐见了底。她不是没疑心。可小吴每次来,先给她端水洗脚,再剥个橘子瓣喂到嘴边,临走把“妈”字喊得山响。她想,就算东西是假,这份心,是真没人给过她的。
腊月里大军回了。推开门,先看见床上堆的纸盒子,再翻出存折,余额叫他倒吸一口凉气——八万多,只剩个零头。他脸都青了,追问钱去哪了。桂兰低着头,半天才嗫嚅:“你吴兄弟……给妈买的,说能治病。”大军一脚踢翻了床垫盒子,骂她老糊涂、败家,说那帮人是骗子,县公安局都通报过。他当真报了警,警察来了一趟,说人早跑没影了,让等消息。等了半年,没有消息。
那一冬,桂兰在儿子和村里人的闲话里过。三婶背地里嚼:“大军他妈叫人哄了八万,真是活该,那么大岁数还信天上掉馅饼。”桂兰听见,也不辩。她知道自己是糊涂。可她更知道,那八万里头,买的不只是床垫含片,还有人肯正眼看她、肯叫她一声妈。大军给过钱,没给过这个。
秀芝后来也回了趟村,听了原委,撇着嘴说“妈您怎么这么傻”,转头就去哄自己的孙女,临走塞给桂兰五百块,说“下回别信生人”。她没多坐,连碗热饭都没给娘做。桂兰送她到村口,站了很久。
开春后,桂兰的高血压犯了,躺了小半月。大军在城里抽不开身,只转了两千块回来。她吃了药,缓过来,又一个人守着空院子。床头那些盒子,她没舍得扔,像留着点念想。
今年清明,大军回来上坟,顺手替母亲理旧物,翻出她那部老手机。屏幕暗着,按亮,里头存着一条语音,是小吴去年腊月录的:“妈,天冷了,您把那床垫子铺上,记得按时喝药。儿子过两天就回来看您。”语气热乎,像真儿子。大军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忽然想起,自己已经三年没叫过妈,也没正经回过家。
夜里他坐在院里,摸出自己手机,鬼使神差,拨了母亲的号。自然是忙音。可他举着电话,张了张嘴,竟不知道该说句什么。风从麦地那头吹过来,凉浸浸的。
骗子用了八万块,买走了他该给的孝敬。而那一声“妈”,他这辈子,怕是再没机会,好好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