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网

阿冬今年十五岁，在县城实验中学读初二。他生得瘦，眉眼沉静，不大说话。母亲王秀兰在城东的制衣厂踩缝纫机，一天站十个钟头，月底拿一千九百块。父亲在阿冬七岁那年跟人跑了，听说去了南边，再没寄过一分钱。

秀兰一个人把阿冬拉扯大。她认命，也认穷，只是有一桩事压得她透不过气——阿冬迷上了网吧。

起初不过是放学晚归，后来便是整宿不回。秀兰在机器的轰鸣里想，自己累断腰供他念书，他倒好，钻进那亮着蓝光的屋子，对着屏幕笑，喊他一声都嫌烦。她听厂里女工说，有一种病，叫网瘾，沾上了，轻则荒废学业，重则偷钱离家、跳楼轻生。说得活灵活现，仿佛人人都见过。

她开始慌。她不识字，不懂什么叫瘾，只懂一件事：儿子要完了。

三月里，她在菜市场电线杆上看见一张红纸广告：

“阳光青少年成长特训营。二十一天戒除网瘾，军事化管理，专家心理干预。持证办学，无效退款。地址：城郊旧农机厂。”

下面印着一行小字：某某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授权。秀兰不认得那机构，却认得“持证”“专家”四个字。她攒了半年工钱，又跟表姐借了八千，凑齐两万八千块，在一个飘着冷雨的早晨，把阿冬送进了那扇生铁大门。

门里是一座废弃的农机厂，红砖墙高，铁丝网缠在顶上。穿迷彩的教官收了钱，递给她一张作息表：五点起床，绕场跑步，背《弟子规》，写悔过书；白天上课，夜里思过。秀兰隔着铁栅栏望见一群和孩子一样的少年，低着头，排成行，像一垄被霜打过的菜。

主任姓严，是个圆脸的中年人，西装笔挺，说话慢条斯理。他握着秀兰的手，说：“大姐你放心，我们这不是打骂，是行为矫正。孩子交给我们，二十一天，还你一个懂事的儿子。”墙上挂满了锦旗：浪子回头、再生父母、恩同再造。秀兰鼻子一酸，觉得这钱花得值。

她不知道，那“矫正”二字，是用一根连着机器的黑皮带，扣在太阳穴上，通上电。

阿冬头一回挨电，是因为不肯背《弟子规》。教官说，不配合的，就得“治疗”。机器一响，他整个人弹起来，牙齿咬得咯咯响，尿顺着裤管往下淌。旁边的孩子全低着头，没人敢看，也没人敢哭。后来他学乖了，背得一字不差，跑步从不掉队，教官夸他“蜕变”了。

可他夜里开始说梦话，喊“妈”，喊完了又死死咬住被角，不让自己出声。

营里有个叫小军的，比阿冬大一岁，是镇上开饭店的老板硬送来的。小军性子烈，挨了三次电，第四回夜里翻墙跑了，光着脚跑回镇上，一头撞进自家饭店。他爹举着擀面杖要打，说你丢不起这人；他娘要报警，被老板骂作“坏了营里的名声，以后谁还送孩子”。小军到底没报成警，又被他爹塞回那扇铁门里。再出来时，他左耳聋了。

消息在县城里悄悄传开。卖菜的李婶说，听说是用电；开出租的老周说，他那亲戚的孩子出来后，见人就躲，话也不会说了。可没人去闹。送进去的孩子，家里多半是单亲、留守、或是管不住的“问题少年”——谁家愿意承认自家孩子有问题？谁又敢得罪那个有“证”、有“关系”、连派出所所长都来剪过彩的特训营？

秀兰去探过一回。阿冬瘦了一圈，眼睛空洞，见她就笑，说“妈我错了，我再也不碰电脑了”。严主任在一旁点头，说这是“关键期”，家长要有耐心。秀兰摸着儿子的手，那手凉得像冰，她却觉得，孩子终于懂事了。

二十一天满，阿冬回家。他真的再不碰电脑，也不再提网吧二字。他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叫他做什么便做什么，从不顶嘴。秀兰在工友面前掉了泪，说这钱没白花，儿子像换了个人。

只有夜里，阿冬睡熟了，会突然缩成一团，手护着太阳穴，浑身发抖。秀兰以为是做噩梦，拍两下便罢了。

第二年春天，城郊那座旧农机厂门口，又挂出新的红纸广告。这一回写的是：“暑期特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门口停着严主任新提的黑色轿车。锦旗又添了几面，在风里轻轻摆。

我路过那扇铁门时，听见里面传来少年齐声背诵的声音，字正腔圆，听不出一丝委屈。

只是那声音，像极了一群不会叫的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