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

孙桂芳扫了十二年的街。

她负责的这一段，从城东的工商银行门口，到西头那家挂着红灯笼的婚庆公司，全长八百六十三米。这个数，是头一年队长拿皮尺量出来的，从此成了她每天的命。

头三年，她用的是一把竹枝扎的扫帚，扫到后来只剩半截光杆。后来队上发了塑料丝的，轻，可风一吹就飘，扫不进簸箕。她还是舍不得扔那把竹扫帚，靠在楼道墙上，像根枯了的骨头。

天不亮她就得出门。四点半，闹钟一响，窗外的城还黑着，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套上橙红色的那件马甲，那是全城最扎眼的颜色，也是唯一肯让她在车流里活下来的颜色。丈夫死后第二年，她去队上报名，队长看了她一眼，说，你这岁数，行，可合同是临时的，没五险，出事自己担。她点头。那一年她四十九。

十二年间，她的工资从九百涨到两千一，涨得比什么都慢。可罚她的名目倒越来越多。起初只罚“责任段内有可见垃圾”，后来细了：一片落叶算，一个烟头算，地砖缝里嵌的瓜子壳也算。队长拿个小本，逐段查，查到一处，拿红笔划一道，月末从工资里扣二十。孙桂芳不服过一回，指着自己扫得发亮的地砖说，你瞧这缝，我拿筷子挑的。队长说，规定就是规定，你跟规定吵什么。

她渐渐不吵了。

最难的是上厕所。责任段上三家铺子，两家嫌她脏，一家说没顾客时才能用，可顾客什么时候没有呢。她便忍，从出门忍到收工，十一个钟头。有一年夏天憋出病来，下身火烧似的疼，去诊所，大夫说你这是憋的，再憋要伤肾。她花了八十块拿药，回头把药钱从嘴上省——早饭省了咸菜，午饭省了鸡蛋。

儿子小强在省城送快递，一年回来一回，春节住两晚就走。头几年还叫妈，后来结了婚，媳妇嫌她“干那个”，便不叫了。去年端午她特意蒸了粽子托人捎去，小强回了个短信，说妈你别寄了，同事看见不好。她捧着手机看了半晌，把“好”字打了又删，最后什么也没回。

创城那年，城里要评文明。孙桂芳的段上立了块牌子，红底白字：此处严禁乱扔。可牌子立了，扔的人更多了，仿佛那红色是在邀人扔。检查组来的前三天，队长下了死命令：人不离段，落叶随落随扫，烟头见一个灭一个。她站了十二个钟头，太阳晒得马甲褪了色，腿肿得鞋穿不进。检查组坐着小车过来，车窗摇下一条缝，有人探头看了一眼，又摇上去。小车走了，她腿一软，坐在路牙子上，低头看自己肿亮的脚踝，忽然觉得，那车窗里探出来的一双眼睛，跟看路边一棵枯树没什么两样。

入秋，她被一辆送外卖的电驴撞了。

那后生急着赶单，拐弯没减速，把她连人带扫帚刮倒。她侧躺在地，左小腿青了一片，扫帚断成两截。后生跳下车，第一句不是问伤，是嚷：你咋突然往路当中扫！她想分辩，可躺在那儿，觉得自己确是碍了人家的道。交警来，判了个主次，后生赔了三百。队上知道，说你这算工伤吗？临时工，没参保，医药费自己看着办。她去医院拍片，骨头没断，开了活血化瘀的，一百二十块。她把单子叠好塞进马甲内兜，没报。

冬天最苦。雪落一夜，天不亮她得先把段上的雪扫到两边，留出中间给人走。手冻裂了，渗血，她扯块旧布缠上，布成了暗红色。有回一个穿羽绒服的姑娘滑了一跤，爬起来骂了句什么，她没听清，只看见姑娘的白雪靴上沾了她的血印，一深一浅，像谁在路上盖了两个戳。

十二年后，她六十一了。队上来了新规：六十岁以上的，要体检，不合格的辞退。她去查，血压高，膝盖积液。队长找她谈话，说你干得不错，可规定。她问，那我这些年算什么。队长说，算临时工，一直都是。

她没闹。收拾了那把还剩半截的竹扫帚，回了租的那间地下室。地下室的窗对着一截下水管道，终年见不到太阳。她坐在床沿，把马甲叠了又叠，叠成一个小方块。

第二天一早，她又出门了。不是去队上——是去段上。她没领新的马甲，穿的还是旧的那件，橙红色褪成了旧棕。她重新拿起扫帚，一下一下，扫那永远扫不净的街。

风起了，路边的杨树开始落叶。一片，两片，落满她刚扫过的地。她直起腰，望了望天上灰白的天，又弯下身。叶子落得比她扫得快。

她想，这街，怕是扫到死，也扫不净了。

可她还是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