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

漏水报修是四楼打来的，说卫生间天花板往下滴黄汤，泡了半面墙。老周骑着那辆后座绑着工具箱的电动车，七点半就到了。

四楼的新租客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头发染成灰白色，站在门口刷手机，看见老周来了，朝卫生间努努嘴，连话都懒得说。

老周也不在意。他干物业维修十五年了，这栋楼里的每一根水管他都摸过。他架好人字梯，拿螺丝刀撬开吊顶的铝扣板，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头顶的空间逼仄昏暗，手电筒光柱扫过去，灰尘在光里乱飞。

五楼的排水管接缝处在渗水，不严重，换个垫圈的事。老周伸手去够管箍，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他掰开旁边的隔音棉，拽出一个塑料袋。袋子捆了好几层，密不透风，里面装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

老周在梯子上拆开袋子，灰尘呛得他眯起眼睛。是一盒录像带。VHS，大二分之一带，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1998.10.03 在家。字迹潦草但有力。

"这是你的？"老周探头问外面的小伙子。

小伙子终于抬起头看了两秒："不是我的。什么啊？"

"录像带。"

"哇，古董。"小伙子笑了一声，"扔了吧。"

老周没扔。他把录像带塞进外套口袋里，低头继续修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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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自己也住这栋楼，三楼，301室。他老婆五年前跟他离婚了，儿子跟了前妻，过年才回来一次。两室一厅的房子，他一个人住着有些空。客厅里那台旧录像机是他十年前收废品时从一个拆迁户手里搬回来的，AV 线接在一台同样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老彩电上，平时也不看，就搁电视柜底下吃灰。

那天晚上他吃完饭，刷了碗，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手伸进口袋，摸到那盒录像带，又掏出来看了看。

1998年。那年他二十四岁，还没进物业公司，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他记不太清那一年发生的事了，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旧照片，轮廓在，细节全糊了。

他蹲下来，把录像带推进机器里。咔嗒一声，机器开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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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秒是雪花屏。

然后画面跳出来。手持拍摄，镜头在晃。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切菜，背对着镜头，穿一件碎花围裙。镜头外有个男人的声音："你莫拍我。"

"拍一下嘛。"

"不拍。"

镜头转向客厅。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画画，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男人喊他："小杰，抬头。"

小男孩抬起头，咧嘴笑了，缺了一颗门牙。

老周按下了暂停。

他没认出画面里的人——1998年他还没搬到这栋楼，不认识这里的住户。但他认出了画面里的客厅。

那道被烟熏黄的墙角，他搬进来时就用乳胶漆重新刷过。客厅窗户向西，夏天下午晒得人睁不开眼，他后来装了一道竹帘。录像里那道窗户还没有竹帘，窗框是九十年代流行的那种墨绿色铝合金，窗台上摆着一盆仙人掌。

这是他住了二十年的房子。

这是他房子的上一个房客。

老周盯着定格的画面看了很久。电视荧光照在他脸上，一明一暗。他把带子快进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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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内容很碎。男人拿着摄像机在屋子里到处拍，像在做一个家的记录。厨房的灶台、卧室的衣柜、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全是些不值一提的日常。有一段他站在阳台上拍楼下的街景：一辆夏利出租车停在路边，马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铁桶摊子，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后座上夹着一份报纸。

那家卖烤红薯的，老周记得。他刚搬进这栋楼那年，那个摊子还在，是个河南口音的大爷，每天晚上十点收摊，铁桶搬到三轮车上，吱呀吱呀骑走。

后来不知道哪一年，大爷不来了。可能是回老家了，也可能是老了，骑不动了。那个路口现在是一个奶茶店的户外座椅区，夏天晚上坐满了打游戏的年轻人，没人记得那里曾经飘过烤红薯的焦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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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带走到四十七分钟，镜头回到客厅。小男孩——小杰——正在茶几上写作业，女人坐在他旁边打毛衣。男人把摄像机架在电视柜上，自己走进画面里，坐在女人身边，歪着头看镜头。

一家三口。父亲大概三十出头，瘦长脸，发际线有点高。母亲圆脸，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小杰趴在桌上，嘴里念念有词，大概在背课文。

男人对着镜头说："今天是九八年十月三号，星期六。买了这台摄像机，试试。"

女人用毛衣针戳了他一下："两千多块，你舍得。"

"记录嘛，等小杰长大了看。"

小杰头也不抬地接了一句："我现在就想看。"

男人和女人同时笑了。画面外的笑声比画面里的笑声慢了半拍，像是回声。

录像到这里结束了。屏幕回到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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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没有关掉电视。他坐在黑暗里，听着录像机空转的嗡嗡声。客厅窗外有车经过，远光灯扫过天花板，又消失了。

他知道楼上姓孙的老头有个儿子叫小杰。老孙住五楼，503室，是个退休的中学数学老师，在这栋楼住了三十年。老周刚进物业公司那年，老孙帮他修过热水器，没收钱，还留他吃了顿饭。老孙手艺很好，家里什么东西坏了自己修，很少报物业。

五年前老孙搬走了。他老伴走了之后，他一个人住着，后来腿脚不好，上下楼要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他儿子——就是那个小杰——来帮他收拾了东西，把他接到城郊的养老院去了。老周那天在楼道里碰见他们，小杰一手拎着蛇皮袋，一手扶着老孙，老孙回头看了楼道一眼，眼神像看一个再也见不到的朋友。

那时候老周不知道，这栋楼里有一个老孙在1998年用两千多块钱的摄像机拍下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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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星期天，老周轮休。他骑电动车去了城郊。

养老院在一座小山坡上，院子里有几棵银杏树，树叶刚开始泛黄。老孙坐在一楼走廊的藤椅上，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看着院子里几只麻雀在地上找食。

老周在他旁边坐下。他没说自己是物业的，没提录像带，只说路过，来看看。

老孙转过头看了他好一会儿，眼神迟疑，像在辨认一个很久没见的人。

"认得我吗？周建国。"老周说。

老孙慢慢地点了点头，幅度很小，不知道是真的记起来了，还是出于礼貌。

老周从背包里拿出那盒录像带，放在老孙膝盖的薄毯上。

老孙低头看着封面上的字。他的手指在那行圆珠笔字迹上停了很久，苍老的手背上青筋凸起。走廊里很安静，只有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

他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手指开始颤。

老周站起身，拍了拍老孙的肩膀，转身走了。他走下养老院门口的台阶，骑上电动车，戴好头盔，拧了钥匙。后视镜里，他看见老孙仍然低着头，双手捧着那盒录像带，像捧着一个容易碎的东西。

老周没有回头再多看一眼。他就这么骑着电动车下了山，沿着来时的路，穿过来时的那个路口。

那个路口现在是一家奶茶店，周日早上还没开门。阳光照在奶茶店门口的白色塑料椅子上，亮得有点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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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家门口，老周掏出钥匙，在锁孔前停了一下。

他忽然想，要不要也在客厅里支一台摄像机，对着阳台、对着厨房、对着窗外那个早就不卖烤红薯的路口，拍点什么。

他又觉得好笑。自己一个人住，拍了给谁看呢。

老周拧开锁，推门进去。客厅还是那个客厅，窗台上的竹帘投下一道道细密的影子。他脱下外套，顺手挂在了椅背上，然后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

水喝到一半，他放下杯子，走到电视柜前，蹲下来，把那台旧录像机上面的灰擦了擦。

机器还能用。

他站起来，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楼下有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摁了两声喇叭，一惊一乍地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

老周伸手从窗台上拿起了车钥匙。

他想去一趟二手电器市场，买一盒空白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