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井

老殷教我的第一件事，是把耳朵贴在井绳上听。

“井是有脾气的，”他说，“你别看它一声不响，底下哪层土松、哪层水急，绳子都告诉你。听不见的人，就别下铲。”

那年我二十六，从工地上下来，跟着他在河湾村打井。村小，十几户人家散在半山腰，吃水全靠老井。三月初，寡妇何婶家的老井干了，请老殷在院里另打一口。工钱按尺算，一天八十，管两顿饭。我乐意——山里清静，比工地上呛人的水泥灰好受。

头三天顺当。黄泥、红黏土，再往下是碎砾石。老殷蹲在坑沿，捏一把土在指间搓，眯眼说：“这底下有活水，急的。”他脸上难得有了笑。

第四天出了事。我们挖到两丈深，铲头磕到硬物。提上来，是只烂得只剩骨架的木水桶，桶箍是生铁，锈得认不出年头。我随手要扔，老殷拦住，搁在坑边：“留着。”他没多解释。

又半尺，铲带上来一只小鞋。布面的，鞋头绣了朵歪歪的莲花，鞋底纳得密。是个孩子的，顶多三四岁穿。鞋膛里塞着湿泥，没有了脚。

老殷盯着那鞋看了很久。他把鞋揣进怀里，叫我收工。

夜里我守着井架。三月山风凉，坑底往外冒一股冷气，贴着脚脖子往上爬。半夜我迷迷糊糊听见坑里响——不是风，是湿布拧水的声儿，咯吱，咯吱，像有人在下头洗什么东西。我趴到坑边朝下看，黑漆漆的，只有冷气扑脸。声音停了。

第五天老殷不让下铲。他拎着那双小鞋去找何婶。回来时脸色铁青，只说：“再挖三尺，见水就停，多一锹都不行。”

我不死心，私下问了隔壁的柳爷。柳爷抽着旱烟，半天才吐字：“三十年前，这院里那口井淹死过娘俩。娘是外乡嫁来的，带着个女娃。有一回发大水，井满了，人捞上来，女娃的尸首始终没找着。后来井填了，原主搬走，宅子空了几年，何婶才买下。”

“那女娃多大？”我问。

柳爷比了个手势：“也就三四岁。”

我没敢把这话告诉老殷。可老殷早知道了——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井。他跟我说过，地下最怕的不是空，是“填”。有人把不该留的东西往下塞，上头盖一层土，假装平地。可水认得路，它会绕回原来的地方。

第六天，我们到底。三丈二，水清得发蓝。老殷舀了一瓢，没喝，递给我闻。有一丝说不清的甜腥，像雨后的烂草根。他把那口木桶沉进新井，压在泉眼上。

“井成了，”他对何婶说，“往后你只管白天下水，天一擦黑，盖好石板，莫靠近。”

何婶诺诺地应。她没问为什么。

走的那天，老殷把那双小鞋塞给我：“留着。记着，地上每挖一个坑，底下未必是空的。”

我把它带回城，搁在出租屋窗台上。头几个月没异样。入秋后一个傍晚，我下班回来，天阴着，屋里比外头还凉。窗台上的小鞋，鞋头那朵莲花湿了，洇出一圈深色的痕，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我伸手去摸，指尖凉得发木。

窗外，楼下的自来水还在哗哗响，可我知道，那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