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酱

刘婆婆的辣椒酱摊子摆在楼道拐角，一张折叠桌，七八个玻璃瓶。没有招牌，没有二维码，有时候连她人都不在。

我搬进这栋城中村自建房的第一周，每晚路过那张桌子，瓶子一瓶没少。直到第七天，我在楼下便利店买了袋速冻饺子，上楼时鬼使神差停下来，掏出二十块钱压在瓶子底下。第二天早上，门口多了一瓶辣椒酱和找零的八块钱。八块钱，一大瓶，这在深圳简直像做慈善。

打开盖子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八块钱花得值。不是那种工业辣，是正经用热油泼出来的香，花生碎和白芝麻浮在红油上，蒜末炸得焦黄。我拿筷子蘸了一点——辣归辣，但不烧心，吃完嘴里有回甘。

此后隔三差五我就买一瓶。有时候刘婆婆坐在桌边，七十来岁，头发梳得齐整，面前放个收音机听粤剧，半眯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说"阿婆，一瓶"，她就点点头，从桌下摸出一瓶递过来。全程不说一个字。

我一度以为她是哑巴。直到有天听见她在阳台上骂房东涨房租，中气十足。

城中村的日子就这么过。我上我的班，她卖她的酱。偶尔深夜回来，桌子收了，空瓶也不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开始注意那些瓶子。

每一瓶的瓶底都贴着一块白色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数字。有的是"37"，有的是"42"，最新的一瓶写着"61"。我以为是编号，但前前后后买了七八瓶，数字并不连贯。瓶盖内侧也贴着胶布，写着日期："3月14日 23度""4月2日 26度""5月11日 28度"。

这不太像在卖东西。更像在记录什么。

六月中，气温升到三十多度，刘婆婆的桌子少了一张。她原本摆两张桌，一张放辣酱，一张放腌萝卜。萝卜没了，只剩辣酱。又过两周，辣酱从七八瓶变成三四瓶，像是补货的速度跟不上了。

有天晚上我回来得早，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楼道里，面前一瓶辣酱也没摆。桌上只有收音机和一杯凉茶。

"阿婆，还有吗？"

她抬头看了看我，进房间拿出一瓶，瓶底贴着"74"。我接过来，发现这瓶和之前的不一样——瓶盖内侧的胶布上除了日期，还多了一行小字。字很小，我得凑到灯下才看得清。

"囡囡，今年辣椒特别辣。"

我没出声。付了钱，回了房间，把辣椒酱放在桌上，坐了很久。

后来我从房东那儿听说了。刘婆婆的女儿叫阿玲，在科技园上班，从小爱吃她妈做的辣椒酱。每个周末回家，刘婆婆都会做一瓶新的让她带去。三年前的夏天，阿玲加班到凌晨，骑电动车回去的路上被一辆泥头车刮倒了。

辣椒酱是女儿死后刘婆婆才开始卖的。三年，从"1"标到了"74"。每一瓶都按阿玲爱吃的口味做，每一次都像女儿还会回来拿。

七月，我决定搬走。最后一晚，我走到楼道拐角，桌子还在，但没人。

桌上只剩一瓶辣椒酱。瓶底贴着"79"。

我拿起来，习惯性地拧开盖子看。胶布上除了日期，又多了一行字。

"囡囡，妈妈下个月不做了。"

我把没拆封的那瓶"74"从包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带走了"79"。

下楼的时候，收音机里还在放粤剧。刘婆婆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没看我，也没说话。

我走了几步，回头说："阿婆，最后一瓶我拿走了。"

她没动。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了一个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