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庆的工牌

老庆今年四十八，在城西轴承厂当了二十八年车工。手上的茧子比师傅传下的卡尺还厚。去年秋天厂子改制，机器停了，他和三百号人一道被买断工龄，领了三万二千块，红戳一盖，往后便不关厂里的事了。

老庆把那张盖了红戳的纸叠好，又从传达室老刘手里要了块旧工牌。工牌上印着他的名字和编号，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眉眼还清亮。他把它擦了擦，塞进贴身的兜里，像揣着个念想。

头两个月，他还在家守着。翠兰在城里做家政，每天回来脸晒得通红，见他闲着就摔盆。儿子小庆读高三，补习费一月一千二，是笔吞人的数。老庆坐不住了，天不亮去东郊劳务市场站队。

市场口立着几块黑板，白字写着活计：保洁，女，四十五以下；搬运，男，四十以下；保安，男，四十五以下，需体能测试。老庆在黑板上找自己的岁数，找不见。他摸出工牌看了看，又塞回去。

头一回，他跟一个招搬运的工头说四十二。工头瞅他一眼，让他扛两袋水泥上三楼。老庆咬牙扛了，脊梁骨咯吱响，到底扛上去了。工头刚要记他名，旁边人喊了一句：叔，您身份证我得拍个照备个案。老庆磨蹭半晌，掏出身份证。工头看了一眼出生年月，把本子合上：超龄了，对不住。

老庆没吵。他见得多了。市场里像他这般岁数的男人一抓一把，都把自己说小几岁，也都卡在身份证上。有人劝他：去工地看门吧，那活不卡岁数。他便去了城北一处工地，看一间活动板房，一月两千，管一顿午饭。板房外头堆着钢筋，他坐在门口，听着塔吊的声响，觉得自己又有了用。

可这用也是脆的。工地上的活看工期，楼封了顶，看门的便没用了。三个月后，包工头结清工钱，说下回有活再叫你。老庆揣着六千块回家，翠兰问下回是哪回，他答不上来。

中间也托过中介。东郊市场后头有几家小门脸，挂着安置就业的牌子，开口先要两百块介绍费。老庆咬牙交过一次，被介绍去城东食品厂装箱，干了三天，厂里盘查身份证，说是超龄不要，打发他走。他回中介要钱，老板娘眼皮都不抬：人你见了，活你干了，介绍费不退的。老庆在门口站了半晌，到底没闹，把那两百块认了栽。

过年前后，劳务市场最冷清。老庆仍去，站在墙根，手插在袖筒里。有一回，一个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来招人，扫了他一眼，问：大爷，您也找活？老庆愣了愣，才明白那声大爷是叫自己。他张了张嘴，没说出岁数，只把袖筒拢得更紧些。

小庆放寒假回来，见他整天在外头晃，劝他：爸，您别硬撑了，我将来毕业挣了钱养您。老庆听着，心里又暖又空。他摸了摸兜里的工牌——照片上那个清亮后生，怕是早认不出如今这个自己了。

开春，城东新盘招保安，限四十五岁以下。老庆在公告前站了许久，末了把工牌掏出来，对着太阳照了照。塑料壳磨得起了毛，名字却还清楚。他把它重新塞回贴身的兜，转身往劳务市场走。

那天风大，黑板上白字被吹得发颤。老庆在墙根站定，手插袖筒，像一棵被人忘了砍、也忘了扶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