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神

渭南县连旱三年。头年歉收，第二年颗粒无，第三年连草根都让人刨尽了。按朝廷的例，灾年须报“灾”，免了赋税，开仓放赈。可渭南的县令王弼刚到任，最怕的就是“灾”字——一报灾，考成就没了，前程也黄了。他便与钱粮师爷赵仁合计，把饿殍报成“丰年”，把哭声报成“乐业”，照旧征粮，一粒不少。

朝廷的信使骑马过县界时，看见的是新漆的城门、齐整的禾场——那是王弼连夜赶搭的布景。信使一走，禾场拆了，饿殍又铺回原处。

村正老桑，七十岁的人，一辈子没告过状。这回他揣着半块糠饼，一步步走到县衙，跪在堂下，说村里一天饿死三个，求大人开仓。王弼嫌他晦气，叫差役打出去，打折了他一根肋骨。老桑爬回家，把藏的最后两斗陈粮分给了隔壁孤儿寡母，自己躺了半月，起来了。

那年腊月，县里来个外乡客。青布直裰，竹笠压得低，背一只小铜葫芦，看不出年纪。他在城外破庙里落脚，白天蹲在田埂上看，看那些皮包骨的乡人互相匀着最后一口粥；夜里去县衙后墙根听，听王弼摆酒请上司，说“本县连岁丰穰，百姓安乐”。

外乡客正是行疫之神。天庭见渭南“丰年”而民间怨气冲天，出入太大，派他下来“行疫”，以正天听。他本不是嗜杀的性子——瘟神一职，不过替天收那些该收的账。可他蹲在田埂上看了七日，越看越不是滋味。

第八日，他拦住老桑。老桑正把一碗稀粥让给路边的娃娃，自己舔碗底。

“老人家，”外乡客说，“这县里真丰年？”

老桑抬眼，浑浊的瞳仁里没多少惊怕：“客官是外乡人，不懂。丰年是县太爷的丰年，饿殍是草民的饿殍。两本账，对不上。”

外乡客点点头，从葫芦里倒出一点黑粉，在指尖捻了捻：“天庭命我行疫。按说，该一县皆疫。可我看这田埂上的人，自己碗底都舔干净了，还匀给旁人——他们欠的什么账？”

老桑不懂什么叫“账”，只哑声说：“该死的，是动笔杆子的，不是动锄头的。”

外乡客笑了笑，那笑很淡，像冬天里一丝将散未散的白气。

当夜，他进了县衙。王弼正与赵仁对坐饮酒，算今年能榨出多少“羡余”献给上司。外乡客不请自入，把铜葫芦搁在案上。王弼见他寒酸，要赶，却见那葫芦口逸出一线极淡的青气，满屋酒肉味一瞬间都成了坟头的土腥。

“你是何人？”赵仁声音发了抖。

“收账的。”

外乡客没动手，只拿指尖的黑粉，在王弼、赵仁，并几个常替县里逼粮的悍卒门额上，各画了一道。画完，他转身出衙，青气随他收进葫芦。

次日，县衙里病倒一片——王弼高热谵语，喊着“丰年丰年”；赵仁浑身起黑斑，不日而殁；那几个悍卒也相继卧病。城外各村，却连一声咳嗽也无。老桑分粮的那几户，孩子照旧在墙根玩泥。

年底，朝廷终于接到实在的折子——不是王弼的，是邻县御史微服查访，据实上奏。渭南开仓放赈，老桑分到的粮，够他过冬。

行疫之神临去那夜，又蹲回田埂。他把空葫芦对着月亮照了照，里头干干净净。他本就不爱见人死，可这世上的账，总得有人收。他收的，从来不是命，是那些拿饿殍换前程的人，欠下的。

天亮时，田埂上只剩一只小铜葫芦，在霜里泛着冷光。人早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