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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着的第三碗
沈长顺六十一，周凤兰五十九，住在沈家洼村头旧砖房里。独子明远死后，屋里再没添过新东西。凤兰天天给亡儿摆一副碗筷。镇计生办年审失独扶助金，要长顺按手印、在村口公示榜上自认“失独户”；当年领《独生子女光荣证》时，却被人笑盈盈说“国家给奖励、政府帮养老”。村里人避他们如晦气，儿媳春妮改嫁带走孙子。一篇写尽计生时代遗孤老无所依、制度许诺落空、邻里有形冷漠的冷峻之作。
《礼簿》
田木生是柳溪村的老木匠，不识字却有一本记下全村红白喜事礼钱的礼簿。礼钱年复一年水涨船高，这桩原本用于互助的人情，渐渐成了压在穷人头上的无形赋税——他随出去的远比收回的多，攒下的钱全填了别人的场，连病中的妻子都无钱抓药。一篇写尽乡土人情债如何勒紧底层、制度性冷漠之外另一种沉默陋习的冷峻之作。
晚晴苑
何桂芝七十四岁，半身不遂，被三个儿女送进镇上的晚晴苑养老院。院里一个二十出头的护工小满，要照看十四张床，工钱低、考核狠，便把气撒在不会告状的失能老人身上。儿女春节探望，见母亲瘦脱形、满身淤青，院长以锦旗和笑脸搪塞。最终何桂芝因褥疮感染离世，灵堂上院长大谈孝道，真正伺候过老人的护工却被克扣工资、扫地出门。一篇写尽养老逐利、子女尽孝困局与监管空壳的冷峻之作。
吴根生的药箱
吴根生五十九岁，在后河屯的村卫生室坐了四十二年。上头一道令，村卫生室只准用基本药物、零差价，他惯用的降压药不在册，不敢再进；基药半月才送一趟，常常断货。出诊不许收钱，收入只剩要留痕建档的公共卫生补助，考核却越扣越细。田老太的降压药断了，夜里脑中风，救护车两钟头才到，半边身子瘫了，儿子反怪他耽误。卫生院要一体化、末位淘汰，六十岁逼他“自愿退出”。政策善意落到最底下，把最后一名村医，逼成了通报里那个“空白点”。
灰肺
魏长顺在石英矿抡了四十年锤，矿上从不签合同，只发一张红戳工牌。等肺里灌满石粉、躺下便憋得眼冒金星时，他才明白：要认职业病、找工头赔钱，先得证明自己曾替谁打过石头。矿早被推平成了商场，包工头换了号去了南方，诊断书上的用人单位意见一栏，始终空着。一个老汉四十年的灰，最后顺着下水道流走，没人替他签一个字。
裴建国的安置
裴建国当了八年边防兵，立过三等功，退伍时县里许他安置进机械厂当正式工。可厂子早就改制黄了，他只领到八千块「自谋职业」补助被打发走。他找民政、人社、信访，层层推诿；逢年过节被「请」进镇招待所学习班，签下不去北京的保证书。妻子离他而去，女儿远走。多年后专班许下「解决」的漂亮话，只给他烈士陵园扫地每月八百的公益性岗位，换他息诉罢访。年终他竟被评上「最美退役军人」。
阿留
阿留十二岁被送进镇中寄宿，只为跳出父母弯一辈子腰的命。可食堂承包商的儿子带着一帮人，抢他的饭、扔他的书、按他在厕所冲凉水，学校为了平安校园的牌子装作没看见。母亲找校长、找派出所，都被推了回来。男孩渐渐不说话、尿了床，期末却因从不告状评上了文明学生，年后转回村小。他空出的座位，坐进了另一个同样背着化肥袋书包的村里娃。
河红了
柳树湾的河水三年前还是清的，下游建起化工厂后便红了。赵长顺的女儿小满喝了井水，得了白血病。他化验、上访、找记者，都被挡了回来——工厂是纳税大户，村支书劝他拿了慰问金闭嘴。省里督察来了，河面被紧急清了三天，却没人敲他家的门。窗台上那瓶红水，颜色一点没褪。后来，工厂挂上了“绿色企业”的铜牌。